我是Viron，目前在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学习，研究方向与人群健康密切相关。在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人类饮食习惯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到了所谓“精准营养”的重要意义。

我所研究的摩梭人生活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山区，他们以“高原红米”作为主食。大量的体力劳动迫使他们通过摄入大量米饭提供能量，而自然环境与交通的限制又使得新鲜的动物性与植物性食物难以为他们所获取。除了米饭之外，他们的主要蛋白质来源集中于用盐巴腌渍的猪肉，这些颇具特色的腊肉和“猪膘肉”是我的摩梭朋友们最主要的肉类食物。

拉伯村宾馆馆主老杨在制作猪膘肉，丁振东摄；制作好之后放置了若干年后的猪膘肉；腊肉；

向导给如家厨房悬挂的腌渍猪腿，腊排骨以及通常用来制作猪膘肉的原料

摩梭人会在一年年末杀猪制作猪膘肉，将黑猪褪毛，去四肢，从中间剖开之后去内脏、骨、瘦肉，只留下猪皮和所有皮下脂肪。之后用盐巴涂抹猪身内侧，塞之以花椒为佐料，（这些生活在川云边界山区的摩梭人生活环境与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生活环境差异极大，房前屋后的山间坡地上布满了花椒树。）塞好花椒后用线将猪身以及四肢处的切口缝好，耳，鼻，眼，口以及菊花用上等酥油塞满，压瓷，使花椒充满猪身之后陈置数年。一头上好的猪膘肉便制作完成，虽然我没有在当地吃到猪膘肉，但是这种在当地人口中不断传颂的肥而不腻的美好却一直让我神往。

虽然家里已经有了冰箱，但是摩梭人仍然更加倾向于通过腌渍的古法保存肉类。同时，猪膘肉也在摩梭文化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当摩梭的少男少女成年之际，家人便会准备好猪膘肉与高原红米，置一袋米于猪膘肉之上，再让成年之际的少男少女着盛装立于米袋之上以完成成年礼。同样，猪膘肉的个数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着摩梭家庭的经济状况。除了猪肉以外，摩梭人家庭一般还会饲养鸡，牛，狗以及极少的羊。牛和狗是他们的朋友，羊少的几乎一个村也就能看见一两只，最惨的就是鸡了，猪一年一家顶多杀一两头，鸡是摩梭人日常最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除了米饭和猪、鸡之外，摩梭人的植物性食物更多地依赖于驯化度相对更低的野生植物。当地少产常见蔬菜，山区村落则更为贫乏。由于商业发展所限，当地居民很难及时获取丰富的植物类食物。水果则相对更为稀少和珍贵。我在当地居民家里和野外所吃到的所有植物包括杏、山核桃、仙人掌的果实（此物食时须慎之又慎，稍有不慎则会有千万根刺倒插于我的手指嘴唇舌头上下颚）、花椒以及籽油果。

总体来说，摩梭人群，特别是生活在山中村落的摩梭人的饮食结构较为单一，主食倾斜度非常高，大量的农业体力劳动迫使人们通过使用大量米饭补充能量。同时，我的研究也发现这种取决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限制的不平衡饮食方式，或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伸至饮食文化的直接后果便是糖尿病的高发，在我调查和研究的位摩梭朋友中，指尖血糖化血红蛋白比例超过6.5%的人有41位，约占受调查人群的20%，大约是全球人口和中国总体人口糖尿病发病率的两倍。同时，我的研究也发现缺铁性贫血和炎症与感染相关的血浆C-反应蛋白浓度也相对更高。

祖先生活和繁衍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吃什么，决定了他们如何保存食物，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观念。同样的，出生在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也会热衷于新鲜的羊肉，生长在洞庭湖以北，长江以南的我也会愉快地吃下大量的柑橘。我们祖先生活的这片土地适合于养育水稻和小麦，这些水稻和小麦便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轮回持续了千年，但是今天我们却认识到了更多。

糖尿病等流行病的全球高发让我们逐渐认识到了淀粉类食物的伤害性，而淀粉类食物作为全球人类的主要能量来源，在更大的程度上也仅是取决于其相对更高的产量。在今天的社会，营养科学指导人们制定更加适合于人类身体与个人喜好的饮食计划。知识与产能的革命逐渐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淀粉类主食为主的传统饮食习惯和基于此的饮食文化具有不能够被无视的局限性，同时低碳水的新鲜和健康的饮食习惯也逐渐被人们所推崇。

你对Viron的观察有什么想法？

主食，特别是过量的主食，

对你和你熟悉的人

都有过什么影响？

你认为它是造成高糖尿病患病率

的罪魁祸首吗？